清准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场大规模战役。自年蒙古诸部于塔尔巴哈台会盟共誓联合抗清，到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设立伊犁将军，清朝与西北部族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年之久。即使单论清朝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从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入侵内蒙，到乾隆二十三年逃亡的阿睦尔萨纳病死俄罗斯，也有整整70年的光阴。清朝政府历经康、雍、乾三帝，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持续不断对准噶尔汗国发动战争，并最终“拓地二万余里”，将自晚唐西域都护府沦陷后阔别中原千年的西域重新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那么，这样一场号称中国历史上的“百年战争”，是因何而引发的呢？为何清朝的三代君主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动战争，誓要将准噶尔汗国彻底征服，又为何最终花费了70年光阴才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呢？本文将从清朝和准噶尔汗国的恩恩怨怨和出发，具体阐述清朝三代皇帝与准噶尔汗国冲突的过程和影响。

一、厄鲁特蒙古的兴衰与准噶尔的崛起

准噶尔，汉译名左翼，是指以绰罗斯贵族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族。明人称卫拉特蒙古为瓦剌。明朝中期，在也先的统帅下，瓦剌统一了蒙古高原，并在土木堡之战击败明军，最终达成“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争者”的局面。

但在也先之后，卫拉特蒙古的构成和疆域大大缩小，仅存的部落远居西北，受到来自于吐鲁番和东蒙古的持续打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迁移和战争，在明末清初时期，瓦剌各部最终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大部。清代称卫拉特蒙古为厄鲁特。厄鲁特四部互不相属，仅仅通过一个松散的议事机构“丘尔干”保持彼此的低限度沟通。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四部落中最为强大的准噶尔成为了实际上的盟主，年，巴图尔珲台吉继承其父的汗位，成为了准噶尔的统治者。当时厄鲁特蒙古的周边环境急剧变化，年，后金军队荡平了漠南蒙古林丹汗的残余实力，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相继归附后金，承认皇太极为可汗。另一方面，沙皇俄国频繁的派遣使者拉拢厄鲁特蒙古各部归降。在极大的外部压力下，厄鲁特蒙古诸部分崩离析，土尔扈特部联合和硕特、阿尔伯特一部越过哈萨克草原，迁徙到伏尔加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则向南入藏，在青海、西藏一带生活。刚刚上位的巴图尔珲台吉认识到了团结部族，寻找靠山的重要性。年9月，他召集了厄鲁特部族会议，在会议上形成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联盟，并制定了《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该法典除了确立喇嘛教地位、区分社会阶级、严格限制奴隶外，还突出强调了厄鲁特蒙古各部要联合起来，抵御外敌入侵，严惩发动战争、破坏团结的败类（针对沙俄）。同时，巴图尔珲台吉及其继任的统治者通过进贡与新兴的清政权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准噶尔分别于、、、、年派遣部署向清朝进贡驼马、雕翎、狐狸、甲胄等物品，并作为中间人向清献上了达赖、班禅喇叭的表贡。在稳定外部局势后，厄鲁特蒙古各部族之间通过通婚和盟誓的方式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一个以准噶尔为首的强大草原民族政权正在西北边疆兴起。

二、最后的草原征服者——噶尔丹

就在厄鲁特蒙古诸部蓬勃发展之时，准噶尔迎来了他的新任统治者，最后的草原征服者噶尔丹。在当今的蒙古人心中，他或许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面对着一团散沙的厄鲁特蒙古，噶尔丹胸怀壮志，将松散的部落联盟整合成了强大的草原帝国，征服叶尔羌汗国，蚕食哈萨克汗国，他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当年蒙古帝国的荣光。而在清朝的官方典籍中，噶尔丹成为了跳梁小丑，屡屡侵犯边界，发动叛乱，最后被我大清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三拳打烂，在直面天兵的惊恐中死去。那么，现实中的噶尔丹是个怎样的人？他是能够继承成吉思汗之名的英明君主，还是一个敏感多疑，只识烧杀抢掠的文化毁灭者？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能够与处于鼎盛之际的清朝缠斗几十年，噶尔丹与他的准噶尔汗国无疑是清政权最为危险的敌人。下面，就让我们从噶尔丹的生平出发，看看这只想要继承成吉思汗之名的草原雄鹰是如何崛起的。

清朝顺治元年（年），噶尔丹出生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作为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个儿子，噶尔丹在出生之际就继承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衣钵，以转世活佛的身份成为了三世温萨活佛的继任者。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噶尔丹的兄长僧格成为了准噶尔部族的新首领。几年后，十一岁的噶尔丹被教徒们迎请到了西藏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跟随四世班禅额尔德尼（后跟随五世达赖）学习佛教法义，正式开始自己活佛转世的修行之路。如果不出意外，他将以四世温萨活佛的身份终其一生钻研佛法，远离世俗。然而，厄鲁特蒙古上层局势的变化中断了这位活佛的修行之路。年，准噶尔首领僧格被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所杀，准噶尔部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在达赖五世和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的帮助下，噶尔丹被特许还俗，在西藏僧侣的支持下重回草原，成为了准噶尔部的新首领。

回顾噶尔丹的发迹之路，有一个问题似乎难以解释，刚刚还俗的噶尔丹并无领地更无军队，他是怎样迅速的聚集部族，打败竞争者进而成为准噶尔首领的呢？一方面，噶尔丹虽然削发为僧，跟随五世达赖学习佛法，但其并非志在做一位佛学大师，《西陲今略》中记载他“不甚学梵书，顾时时取短枪摩弄”。另外，在西藏修行的同时，噶尔丹也不忘记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在年开始，屡次向俄国遣使沟通，年，他甚至当众发表政治讲话，宣传对于俄国的强硬政策。因此，在回到准噶尔后，本就对政务多有涉及的噶尔丹得以迅速聚集起一大批忠于僧格的部族，进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噶尔丹活佛转世的身份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仅在于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在准噶尔人中拥有了“神”一般的地位。在与弑兄仇人车臣的关键一战中，噶尔丹“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当然，噶尔丹的成功也与其自身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年，噶尔丹打败了叔父的儿子巴嘎班第，正式继位为准噶尔首领。

虽然噶尔丹正式还俗，放弃了温萨活佛的身份，但其与达赖喇嘛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始终以传播格鲁派教义为己任。在为僧格报仇后，他将建立起统一的蒙古帝国作为目标，采用了“近攻计”，即先行征服距离自己较近，势力弱小的部落。年，感到威胁的噶尔丹岳祖父额齐尔图汗联合阿勒达尔、辉特等部出兵攻打噶尔丹，降服了归附准噶尔的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部并把他们的人民和牲畜迁往它地。在绝境中，噶尔丹在戈壁滩连夜行军，大败额齐尔图汗，并追逐后者溃逃的路线接连攻下巴寨、地哈勒、伊犁等地。年冬，噶尔丹在沙拉伯勒彻底降服了额齐尔图的残兵，其余部族四散奔逃到伏尔加草原、西套等地。年，噶尔丹完成了厄鲁特蒙古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准噶尔汗国。当年五月，五世喇嘛派遣使者册封其为“丹津博硕克图汗”，原本的卫拉特贵族议会也认同噶尔丹成为唯一的卫拉特统治者。

在结束军事征服，统一厄鲁特蒙古后，噶尔丹于年颁布一系列核心为召回逃人、保障税收的敕令，将各部族的牧民固定在鄂托克、爱玛克里等牧场进行生产和纳税。为了聚拢人心、团结部族，噶尔丹还下令免除了巴图尔珲台吉在位期间的一切债务，并在禁止人口买卖的同时向穷苦的牧民提供救济。通过以上措施，厄鲁特蒙古各部族逐渐从战乱和纷争中恢复过来，在后续的战争中，准军“殷实者，各备马十匹，骆驼三头，羊十只；窘乏者，马五匹，骆驼一头，羊五只”，到了清准开战前，准噶尔帝国已经到了“富庶甲于西域，人咸莫测其所以”的程度。

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噶尔丹开始了他的扩张之路。在“近攻计”的指导下，他首先将矛头指向天山南路地区，即清朝所称“回疆”，当时正处于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之下。年，噶尔丹指派将领阿尔达尔等人领兵三万攻占吐鲁番和阿密。此时恰逢叶尔羌汗国内乱，辉特部和黑山派支持的伊斯玛业勒继承汗位后，开始对先前反对自己的白山派头目阿帕克和卓进行政治清算，后者仓惶逃往西藏向达赖喇嘛和准噶尔汗国求助，早就对叶尔羌汗国虎视眈眈的噶尔丹痛快的答应了他的请求，亲率一万两千军队进攻叶尔羌汗国。在白山派信徒的帮助下，噶尔丹轻而易举的攻占叶尔羌、俘虏伊斯玛业勒及其子孙，终结了叶尔羌汗国在天山南路超过一个世纪的统治。征服回疆后，精通权力平衡之术的噶尔丹并没有像约定那样将权力交还给阿帕克，而是提拔了亲近准噶尔的前叶尔羌汗国的王室成员阿卜都·里什特作为新首领，统治这一地区。为表态度，噶尔丹表示会保留叶尔羌的汗号，不进驻军队，将内政完整交还当地的部族。但在暗地里，噶尔丹通过挑动黑山派、白山派内斗的方式保持着当地派系势力的均衡，又采用人质制度的方式遥控回疆各部族的首领。总体来说，这种制度有着显著的优缺点，它能够在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让叶尔羌成为准噶尔事实上的附属国——作为准噶尔汗国的物资供应地，天山南路地区每年需要缴纳足足10万两白银、24万斤小麦和马匹等其他物件。

在征服叶尔羌后，噶尔丹的军队再次向西面的中亚草原进军，年，噶尔丹进攻哈萨克受到重挫，第二年，哈萨克采取诈降计，再次重创准军。年，重整旗鼓的噶尔丹大破哈萨克军队，并通过人质制度基本统治了哈萨克地区。接下来，准噶尔汗国先后征服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诺盖等部，将广阔的哈萨克草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与回疆类似，噶尔丹的征服带有明显的征收贡赋性质，通过人质制度，准噶尔汗国对于中亚各部族建立了并不牢固的表面统治。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横跨千里的草原帝国诞生了，噶尔丹的大蒙古帝国梦想再次前进了重要一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强有力对手的诞生，新兴的中原统治者——清又会作何反应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又是从何爆发的？接下来，我们将从双方的接触出发，探究战争爆发的起因。

三、安抚、调解与备战——清政府对噶尔丹的态度转变

从努尔哈赤到顺治，从后金到清，女真族的新兴政权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对外政策。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清朝早期的安边政策，那就是“恩施并行”，即“以兵威慑，以德怀柔”。在满清政权将主要精力放在夺取中原和战胜明朝剩余力量的阶段，周边的部族无论入贡与否，只要能够承认清对于中原的统治地位，清朝都会予以认可并进行双边贸易。具体到厄鲁特蒙古，其在清朝入关前就与女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崇德七年（年），皇太极在总结自己业绩的时候提到：“余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族，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翌年，清军入关前与顾实汗互通书信，并表示“从此以后，修好勿绝”。顺治元年（年），以顾实汗为首的厄鲁特蒙古各族首领向清朝表示臣服。之后的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等准噶尔统治者也都凭借遣使进贡的方式与清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噶尔丹上台后的第二年（年），即向清廷遣使进贡，理藩院官员承认了他的珲台吉地位，并给予了准噶尔非常优厚的贸易条件：“尔处所遣之使，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到了清准战争爆发的前夜，准噶尔使团已经到了“数千人”“络绎不绝”的地步。

但是，准噶尔汗国的兴起与扩张必然影响清准之间的关系。起初，清朝高层对于噶尔丹的崛起并不重视。这主要由于在康熙帝继位之初，朝廷忙于擒拿鳌拜和处理三藩之乱，对于西北边陲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但当噶尔丹统一厄鲁特蒙古后，清朝开始逐渐重视这一新兴的草原帝国。康熙十六年（年）五月，噶尔丹打败了额尔齐图汗，将获得的弓矢等物上贡清廷。康熙“止收其常贡之物”以此警告噶尔丹不得继续进攻青海的和硕特部。同年十月，自称是额尔齐图汗侄子的济农向清廷请求庇护，甘肃提督张勇认为噶尔丹对于甘肃和青海的用兵会破坏稳定局势，建议朝廷增兵威慑噶尔丹。但是一无处理精力二无确切情报来源的康熙并无意愿出兵调节噶尔丹和喀尔喀的关系，仅仅是下旨道：“厄鲁特、喀尔喀倘因细故交恶，至于散亡，朕心大为不忍。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第二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图海报告噶尔丹将攻西海，康熙命令张勇等人严加防护，固守地方，并使噶尔丹签下誓约不许骚扰边境民众。这一时期，康熙帝对于噶尔丹的扩张基本处于放任不管的政策，虽然他也派遣间谍奔赴凉州探听准噶尔动向，并邀请喇嘛来京汇报，但总体来说，只要噶尔丹没有大规模的侵扰边境，清朝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政府终于能够抽出手来解决西北边境的问题。此时，喀尔喀地区成为了清准冲突的焦点。喀尔喀，亦称漠北蒙古，在十七世纪初分为左翼的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右翼的札萨克图汗部。一般情况下，这三个部落通过各部的会盟协商处理内部事务。在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喀尔喀迫于清朝压力，曾尝试与厄鲁特蒙古共同对抗清朝，但在年被清军彻底击败，各部族纷纷遣使向清朝表示臣服。年，通过建立八扎萨克制度，喀尔喀贵族以成为清朝附属的代价获取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作为清朝名义上的属国，喀尔喀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地位，甚至到了清朝必须遣返来自喀尔喀的逃民，后者却可以随意窝藏中原逃民的程度。在喀尔喀国内，一向主张与清朝为敌的右翼札萨克图汗部一直受到左翼土谢图汗部的压迫，转而投向噶尔丹寻求庇护。客观来讲，虽然噶尔丹早就对喀尔喀的土地和人民垂涎三尺，但尚未整顿好内部矛盾的准噶尔并没有做好与清廷为敌的准备。噶尔丹仅仅是派使臣规劝土谢图汗，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成为了札萨克图汗部的保护者，并制造谎言说沙皇已经派遣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有趣的是，冲突中的另一方土谢图汗仗着自己受到清朝的庇护，反而变本加厉的向左翼部族施展各种挑衅行为，逼迫他们交出军队和武器来表示臣服。同时，贪婪无知的土谢图汗还不断地向清廷虚构噶尔丹的各种“过激”行为，请求清廷出兵干涉。不愿看到准噶尔势力扩张，也不想直接介入局势的康熙帝致信达赖喇嘛，希望他能够调解喀尔喀的派系之争，同时告诫土谢图汗，如果“厄鲁（即厄鲁特蒙古）特先加兵于尔，尔等还击即是。若尔抢先动手，则以构乱论处。”但蛮横的土谢图汗将这种言辞视作默许开仗的信号，年秋天，土谢图汗直接派兵突袭了札萨克图汗部，杀死部落首领。年正月二十五日，土谢图汗之子领兵击杀噶尔丹胞弟，向准噶尔直接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准喀之间的战争已然不可避免了。

年春天，震怒的噶尔丹领兵三万征伐喀尔喀，土谢图汗的军队不堪一击，首领们望风而逃，连夜向车臣汗部逃窜。噶尔丹继续追击，连续击败喀尔喀军队。在准军的追击下，喀尔喀各部族“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逃、昼夜不绝。”8月初，噶尔丹在鄂罗会诺尔与喀尔喀的最后军事力量展开决战，准军夜袭对方营垒而大破之。土谢图汗继续南逃，带领剩余部族向清朝提出归附。至此，这场一边倒的准喀之战基本结束，噶尔丹占领了喀尔喀全境。而清朝的回应则颇为有趣，似乎是厌倦了徒有其表的臣属关系，又或者是再也无法忍受土谢图汗的蛮横贪婪，面对喀尔喀接连不断的请援，清廷完全不予理会，甚至阻止了西套蒙古首领的自发遣军。在土谢图汗逃至边境地带时，清政府告知对方，向喀尔喀提供帮助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喀尔喀像内蒙古一样，完全放弃独立地位，成为清朝的一部分。年9月，走投无路的土谢图汗率余部向清廷投递降书，从此彻底成为清朝臣属。

准喀之战过后，噶尔丹占据了喀尔喀全境，但众多的部族跟随土谢图汗等首领归顺了清朝，这种土地和人民的分离，注定使得噶尔丹和清廷都无法接受目前的局面。清廷的立场十分明确，土谢图汗首开事端，确实有所过错。但如今剩余的喀尔喀部族投靠清朝，噶尔丹就应该放弃进军，认同喀尔喀归属的事实。但在噶尔丹看来，兴兵的祸首理应交还自己处理。他在与清廷特使阿喇尼（此人曾主持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并参加中俄界定谈判，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谈判中表明了武力进攻喀尔喀，捉拿土谢图汗等人的想法：“尔等口奏圣上，向由相和者，可变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和者。兵甲无常，孰能保无事。”尽管噶尔丹在谈判的最后表达了与清朝保持贸易的想法，但随着双方谈判的失败，清准之间的兵戎相见已然不可避免。

在这里，我们还要探讨一个问题：清准双方持续几个世纪的友好关系和繁荣贸易为何因为喀尔喀战争而面临兵戎相见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从宏观上来看，准噶尔的崛起使清朝的西北边境面临威胁，噶尔丹的扩张政策也必然引起康熙的警惕。但在这一时间点爆发战争，必然有其独特的原因。总结而言，清准之间的决裂发生在准喀战争之后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阿喇尼在谈判过程中觉察到了准噶尔内部的分裂。在康熙二十八年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明确记载，阿喇尼在处世谈判归来后禀告康熙帝，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带领众多人马反叛噶尔丹，准噶尔内部“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因此清廷认为此时是与噶尔丹交战的良机。

第二，达赖喇嘛的态度令康熙彻底放弃了和谈。在清朝西北边疆的各大势力中，达赖喇嘛在宗教地位上处于制高点，因此清廷一直在边境问题上注意与达赖保持沟通，调解局势。在喀尔喀内乱前，清廷就一直遣使希望达赖喇嘛调节争端。但后者的态度却一直暧昧不清，答应清廷调解却暗中支持噶尔丹。在清准谈判中，达赖使者明确要求将土谢图汗等首领交还噶尔丹。这使得康熙怀疑其立场，认为达赖被随从蒙蔽，从而在立场上完全倒向噶尔丹。事实上，康熙的判断十分精准，达赖五世早于年圆寂，如今西藏政局主要把控在噶尔丹的伙伴——第巴桑结嘉措手中。为了争取西藏的支持，康熙还遣使告知准噶尔内乱的消息，但西藏方面毫不理会，仍然全力支持噶尔丹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和平渠道解决喀尔喀问题已经不再可能，清朝从此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策略，下定决心在军事上给予准噶尔以直接打击。

康熙二十九年（年），清廷开始从军事、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全面封锁准噶尔。七月，康熙委任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从喜峰口出发断绝噶尔丹南下的通道。同时，清廷收缴了准噶尔往来商队的全部物资和马匹，断绝了噶尔丹的物资补给。在外交上，康熙在告诫俄罗斯不要给予准方援助的同时，也联系了发动叛乱的僧格长子策妄阿喇布坦，这位准噶尔贵族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多次袭击噶尔丹的后方，并最终在清朝扶持下成为了新的准噶尔大汗。在封锁进行的过程中，清朝君臣拟定了歼灭噶尔丹的计划，派遣两路大军由土拉河、克鲁伦河方向进攻，夹击噶尔丹。但是，由于清朝缺乏西北边疆的情报系统，无法准确把握噶尔丹的动向，加之清军集结缓慢，在清朝调兵遣将之前，噶尔丹早已先发制人，向着喀尔喀方向进军了。乌尔会河畔即将见证清准之间流下的第一滴血。

四、冷兵器VS火枪火炮——准噶尔汗国的武器装备

在阐述清准之间的直接战争前，我们有必要介绍准噶尔汗国的武器装备。准噶尔作为最后一个草原帝国，能够在东方与巅峰时期的清朝角力70余载，在北方与俄罗斯帝国摩擦不断，在西方又屡屡与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游牧部族展开激战，其身处四战之地而数败清、俄军队，可见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令人意外的是，这支自成吉思汗时代就闻名于世的蒙古骑兵，居然拥有着丝毫不逊色于清军的火器，可以说，火器与冷兵器的配合，是准噶尔汗国军队得以克敌制胜的关键之处。

准噶尔军队

准噶尔在17世纪已经进入封建时代，但其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仍然保留着氏族制度的残余，奴隶仍然存在于汗国的社会阶层中。其军队同样继承了蒙古部落的传统——以轻骑兵为主，精于骑射。准噶尔士兵往往是一人数马，可以在行军中倒换脚力，使骑兵在长途奔袭后保持充足的体力来冲锋陷阵。在武器方面，准噶尔军队的弓矢通常为筋角弓搭配厄鲁特梅针箭，《西域国志》中记载：

努穆，即弓也，形同内地而稍小，以山羊皮代栉皮为饰，以马尾鬃为之弦；苏穆，即箭也，形同内地而稍短，箭杆之木，亦名苏穆，质坚细而劲实。

尽管有着弓短、弦韧、箭坚等特点，准噶尔军队的弓箭相比较清军并无优势，事实上，自额尔德尼昭之战大败后，准噶尔军队反而开始仿制清军的弓箭，并大规模的进行骑射的训练（他们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滥用火器而射艺不精），自此，准噶尔军队的弓箭样式基本与八旗一致。

实际上，准噶尔汗国的冷兵器优势在于其继承自中亚的甲胄。《西域国志》记载：

都呼拉哈，即胄也，形同内地，或施铁皮于胄前以障面，仅露两目。呼雅克，即锁子甲，问有用棉为甲者，其名曰鄂勒博克。

相比较于文中提到的棉甲，准噶尔军队大量列装的锁子甲通过改变其作为结构单元的金属环数量和套扣方法，形成了特殊的外观和肌理，这种做工精良的锁子甲穿戴在身上近似布帛，柔软而重量较轻，给予了穿戴者较大的身体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这种甲胄的防御能力出众，普通的刀剑难以穿透，即使是清军专门装备的梅针箭也难以完全穿透锁子甲。乾隆二十二年，参赞大臣富德向乾隆帝献上了在作战中缴获的锁子甲二十七副。乾隆帝非常欣赏这种甲胄，专门派人招徕厄鲁特工匠前往京城为八旗制作锁子甲。但福德回复说：

“询据称，造制锁子甲，以厄鲁特地方铁、钢配合锤炼，先制造圆环，并逐一串钉，制为马褂形状，再将乌梁海地方出产一种名曰布鲁斯之铁，亦配合钢锤炼制作。若欲制作精细则需多日，其制作平常者，二十名工匠月余甫行制成一副。”

考虑到锁子甲的制作原料和产能，乾隆帝只能放弃了大规模制作的念头，因此，这种锁子甲成为了准噶尔士兵征战四方的独有利器。（注：在额尔德尼昭战败后，为了防御清军弓箭准噶尔军队也惯于在锁子甲外罩一层锦袍）

如果说隶属于蒙古部落的准噶尔在马匹、弓箭和甲胄等冷兵器上占据优势乃是得天独厚的话，那么其在装备火器方面则完全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早在康熙初年，准噶尔部就以锁子甲和厄鲁特枪闻名于世，康熙十八年的贡品中厄鲁特枪就被单列为珍品。但这种枪支射程短、装弹缓慢，无法作为主力兵器。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凭借大量火器隔河布阵，凭借优势远程火力掩护骑兵冲锋，以劣势兵力扭转战局。这次失败给了噶尔丹以深刻教训，准噶尔自此开始大规模的购买和在战争中掠夺、仿制火枪和火炮。据清朝文献记载，瑞典炮兵士官雷纳特等人在被准噶尔俘虏后一直帮助其生产火器，他还帮助准噶尔军队改进了冶铁技术，使得火炮的铁腔能够承受更大压力。在雷纳特等人的帮助下，准噶尔军队甚至拥有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炮之一——迫击炮。

再加上当地矿产资源丰富，多铜、铁、锡、铅，当地专门铸造器械的铁匠有两千余人。此外，准噶尔还组建了专门的火器、甚至是炮兵的部队。在乾隆朝《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中，曾记载了准噶尔的专属炮手“包沁”。据学者统计，准噶尔汗国从各族中选拔出来的“包沁”约有人，大多数为回民。各个部族之下也有专属的火枪队。

在准噶尔的火器中，一种名为“赞巴拉特”的火器屡屡见于清朝官员的记载。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称：

惟贼人器械有名赞不喇大鸟枪者，重不过十四五斤，颇能击远，较之于子母炮轻便而稳。对敌之际，我军若用子母炮击敌贼，而贼用此大鸟枪，则击远更过于子母炮。况贼中大鸟枪甚多，且行走便捷，是我子母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

这种被清军将领称之为大鸟枪的火器，学术名称为大赞巴拉特鸟枪（又称回炮），是一种“高二三尺，园径从三寸到五寸不等”的重型火器。它可以在木架上施放，也可以由包沁们跪地肩扛发动，是一种兼具了威力与移动便捷度的火器。与之对应的小赞巴拉特鸟枪则“长四尺余”，与清军所持火器功能基本一致。

总结而言，准噶尔汗国的军队自其建立之初就征战四方，与清朝、俄罗斯和中亚游牧民族的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较量。在战争过程中，准军充分发挥了其传统的马匹、护具、箭矢等冷兵器优势，也在学习中不断的进化着自己的火器装备，最终形成了骑兵与火器的完美配合，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正是17-18世纪蒙古骑兵的绝唱。清军将领丹津多在回顾准军的战斗方式时认为：这支军队继承了蒙古骑兵高机动性的冲锋和袭扰，但又在大规模装备火器的基础上分散进攻而非集团冲锋，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清军无法集中杀伤敌军。而准军的夺马战术，更是成为了清军在战线拉长情况下的梦魇，他们不得不采取重兵防守的方式保障后勤补给。在清准战争中清军面对的，正是这样一支17-18世纪中亚地区最为善战的军队。

五、史书难掩的惨败——乌尔会河之战

尽管策妄阿喇布坦发动的叛乱几乎占领了准噶尔全境，但噶尔丹的主力并未受到沉重打击，年末，他率军四万从自己的老巢科布多出发，先后击败喀尔喀部族，掠夺人口和牲畜，沿着额德尔河继续向东行进。年五月，清朝接到阿喇尼的报告，得知准军即将袭击车臣汗和土谢图汗，并将请兵于俄罗斯共同攻击喀尔喀。五月二十八日，噶尔丹渡过克鲁伦河，深入呼伦贝尔地区，随后，准军沿喀尔喀河东南继续推进，到达大兴安岭西侧，六月十四日，准军先遣部队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东岸的乌兰一带。

那么，在噶尔丹率领军队长驱直入之际，他的对手康熙君臣在干什么呢？答案十分简单，从年初开始，清廷就一直在调兵遣将，并联系喀尔喀的部族首领。但是由于缺乏准军动向河清军自身动作迟缓，清军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一直到了七月初四，清军主力才从北京出发，此时已经是噶尔丹到达乌兰会河的第二十天，尽管康熙一再强调“军宜速出”，但由于军中缺乏火器河马匹，清军还是无法快速出动，即使是最先到达的阿喇尼部队，也比噶尔丹军队足足晚到了八天，这无疑是这场战争的一大败笔。

更为迷惑的行为发生在先遣军主将阿喇尼身上，这位时任理藩院尚书的卓越外交家看起来在战争上十分外行。他在六月二十一日黎明到达乌尔河后，随即带领军队向准军营地发起进攻。据史料记载，阿喇尼选派蒙古士兵人趁夜色袭击准军辎重，准军坚守营寨不出，清军掠夺牲畜而退。准军随即隐藏兵力，仅以少量兵力分两翼列成著名的“弓形阵”引诱清军入内。阿喇尼发动第二轮进攻，被准军的火枪和弓箭击退。在接连示弱之下，阿喇尼错误的判断了局势，他认为准军兵力薄弱，加之己方多为轻装部队，可以随时撤退，因此命令全军突击。噶尔丹命令准军利用弓形阵，以优势火力一齐向清军射击。清军猝遭打击，阵型溃散，喀尔喀军队率先逃离战场，此时埋伏已久的准噶尔军队从两侧掩杀，清军大败，阿喇尼仅以身免，准军缴获大车五百多辆，辎重物资无数。

乌尔会河之战是清准两军的第一次正面交战，战事以清军的全面失败告终，乃至于清朝史书上对此战记载寥寥，仅有“阿喇尼与厄鲁特交战于乌尔会河地方，因火器营未至，不能进，遂敛收”的记载。但这无疑是清军的一场大败，清军与准军以同样的两万兵力对峙，却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其原因除了清军自己认为的火力不足外，主要是清军集结缓慢，主帅阿喇尼指挥失当，不待其他军队到齐就鲁莽进攻。在此后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康熙严令清军各部不得自行开战，无疑是受到了此次大败的影响。

六、毁誉参半的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会盟

乌兰布通之战，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起始之战，尽管清朝在官方史书中盛赞清军大败噶尔丹的功绩，但从双方的交战情况和实际战果来看，这场乌兰布通之战清准之间只能称得上是平手。给予准军以直接打击的也并非是清军的炮火，而是自然的瘟疫。

乌尔会河之战后，噶尔丹信心大增，面对清军终于集结完毕的主力部队，他骄傲的说：“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他继续深入内蒙古乌珠穆沁旗内，向着察哈尔方向进军。同年七月，噶尔丹到达距离京城仅里的乌兰布通，凭借山势构建起营寨。清朝京师戒严，城内外商店全部关闭，米价上涨到了三两有余，情况十分危急。

在乌尔会河之战中，双方的主动权与事前准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噶尔丹同样敏锐的抓住了战机。他有意避开清军重兵的堵截，先行到达乌兰布通扎下营垒，占据了主动的态势。而对于清军来说，自己人多势众，但行动缓慢，康熙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要求各军严密监视准军动向，尽量通过各支军队的协同进攻消灭敌军。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抚远大将军福全率清军主力到达乌兰布通。据福全的禀告：他于八月一日黎明向准军发起进攻，从下午一点交战到傍晚，左翼军队大败准军，斩杀甚多。本想趁机全歼敌军，但因为右翼军队被淤泥所困，加之视线原因，只能暂时撤退。事实真是如此吗？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报告中提到“清军在作战中受到了厄鲁特蒙古军队猛烈的骑射火力，导致骑兵部队在交战前就被击退。在康熙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也提到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因为队形过密，被厄鲁特蒙古的军队乱枪射击，损失惨重。就连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在撤退时被准军的滑膛枪子弹打死。而与清军激战一下午的准军方面同样死伤惨重。虽然在骑射方面具有优势，但准军因为缺乏重型火炮，其在林间横卧骆驼作为遮蔽的“驼城”被清军火炮击溃。总结而言，乌兰布通之战的第一阶段以双方打了个平手告终。准噶尔军队具有先到的优势，凭借悬崖森林和沼泽抵御住了清军的进攻，但也无力与清军继续交战，准备撤退返回漠北。

八月初二日，噶尔丹派遣大喇嘛济隆及其弟子70余人到清军统帅部讲和，承认其“深入边境，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礼”，请求清军在准军撤退时不予追击。有趣的是，清军主帅福全居然非常痛快的答应了济隆的要求，命令诸军停止追击，还送给了济隆一道印文，告诉他“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在奏折中福全解释道：“臣等欲即进剿，则厄鲁特据险坚拒，且圣谕屡行诫饬，务期兵卒不致太劳计一举灭之。”在福全的计划中，他与噶尔丹的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从而等待盛京、科尔沁等军队的合围。同时，他给予嘎尔达的印章也是一场骗局，根本不具有效力。但事实证明，噶尔丹与他谈判也同样是在拖延时间。在整顿三天后，准军在八月初四连夜撤离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中成功撤回漠北。从结果来看，福全的计策可谓是愚蠢至极，乃至于康熙在六年后回忆乌兰布通之战时仍然痛心疾首的说“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

然而，顺利逃脱的准噶尔军队遭遇了更为恐怖的敌人——瘟疫。据清史记载，准军归途遭遇大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而回到老巢的噶尔丹不得不面临更加困窘的境地，在他与清军交战之际，策妄阿喇布坦袭击了科布多，劫走了大量辎重和牲畜，剩余的人民只能靠捕鱼为生。此后，噶尔丹虽然凭借西藏的帮助恢复了生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无法组建起足以与清朝抗衡的军队了。清朝的西北边境暂时得到了安宁。

尽管赶走了准军，清军也因为粮草问题而撤回。康熙三十年正月，清政府决议于清明时节喀尔喀举办四十九旗蒙古贵族大会盟（史称多伦会盟），以解决喀尔喀的归降问题。五月初二日，康熙亲自来到多伦诺尔参加集会。在会上，他赦免了土谢图汗的罪过，保留了他和车臣汗的称号。为了给予喀尔喀右翼补偿，他又册封札萨克图汗之弟为亲王。经过盛大的会盟，喀尔喀正式归入清朝的统治之下。至此，清准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以清军的完胜告终，尽管准军接连两次在战争中击败清军，但局部战场上的胜利无法抹平国力和军队数量上的重大差距。可以说，噶尔丹之败并非败于清军，而是败在内部的叛乱和瘟疫的蔓延。

七、包围还是反包围？——康熙二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

康熙三十四年（年），经过整整五年的修养生息，噶尔丹终于能够组织起超过一万人的军队。在这期间，他一面频繁向清朝派遣使者开展贸易和谈判，另一面则想办法煽动蒙古王公叛乱，从而寻找机会重夺喀尔喀。而清朝则认为“发大兵恐噶尔丹闻风逃遁，则我兵徒劳。若竟不为备而噶尔丹逼近内地，则我兵一时不能猝至。”因此清廷选择了引诱噶尔丹前往边境从而一举歼灭的方针。同时积极与蒙古王公和阿拉布坦等人沟通，试图多路出兵夹击噶尔丹。双方的外交博弈一直持续到了年的二月，噶尔丹终于重整军队再次东征喀尔喀。乌兰布通之战的失利使他认识到，不能再次深入清军腹地作战，而应该选择驻守在喀尔喀东部地区的克鲁伦河和土拉河附近的某个地区，用言语和计策影响蒙古和喀尔喀地区，从而使得清朝两不相顾。在与达赖喇嘛商议后，噶尔丹选择了巴颜乌兰作为基地。同时，通过达赖喇嘛的调解，噶尔丹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年五月，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噶尔丹仅留下了少量看管人员，率领两万部众倾囊而出，其中包括近一万老幼妇孺。八月，噶尔丹已经深入喀尔喀草原，他在克鲁伦河之源的巴颜乌兰地区扎下营寨，打算在此过冬。

在噶尔丹深入喀尔喀之后，康熙感觉自己有机会与之决战，于是召集群臣，商议战略。尽管八旗将士们大多畏惧远征大漠，但在康熙的坚持下，清朝高层最终制定了分三路远征的计划。其中，中路大军由康熙亲自统领，自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年4月4日）从北京出发，直扑克鲁伦河。这支部队由大约4万多士兵，1.7万杂役随从以及余运粮队组成。西路军3万余人由刚刚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统帅，于二月十八日从宁夏出发向土拉河进攻，意在堵截噶尔丹的西逃路线。东路军约万余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于三月向克鲁伦河下游进军，意在防止噶尔丹东逃。这三路军队合计15万人左右，仅仅计算随军马匹就超过了20万骑，可见清廷想要歼灭噶尔丹的决心。

三月十八日，由康熙亲自统帅的中路大军到达揆宿布拉克，在此处与另外两路大军沟通讯息。费扬古禀告，西路军将在四月二十四日左右到达土拉河，二十七日到达噶尔丹的老巢巴颜乌兰。此时，使臣带来了噶尔丹正在土拉的确切信息，康熙马上做出决定与西路军共同夹击噶尔丹，而东路军则暂时失去了作用。四月十三日，康熙的中路军顺利越过边界进入喀尔喀地区，但西路军却遭遇了暴风雪，人马损失惨重，再加上宁夏兵因为天气恶劣未能成行，费扬古不得不裁散大批杂役，仅带领1万士卒和少量粮食快速向土拉进军。五月初一日，康熙到达托陵布拉克，向噶尔丹遣使告知自己亲征的消息。此时的遣使行为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由于粮食运载困难，康熙希望逼迫噶尔丹投降来避免粮食危机；第二，由于西路军迟迟未能到达，遣使谈判可以拖延时间；第三，康熙听说噶尔丹借来俄罗斯火器兵六万，因此遣使探听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得知康熙亲征的噶尔丹选择了远遁。初八日，得知俄罗斯军队纯属子虚乌有的清军士气大振，在克鲁伦河畔，康熙目睹了准噶尔人匆忙逃窜留下的生活用品和铁质器具，决议继续带兵追赶。但在追击几日后，康熙得到了噶尔丹早已远遁四日的情报，加之军粮运输困难，他决议留下侍卫内大臣率领前锋继续向前追击，自己率领大军踏上归途。五月十三日，康熙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悔恨踏上归途，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指望追兵能够擒获噶尔丹，仅将一线希望寄托在西路军费扬古身上。

清朝大将费扬古

然而，噶尔丹逃遁的真相与满清君臣所想的大相径庭。噶尔丹没有把守战略要地克鲁伦河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清军的两路夹击，他故意舍弃战略要地，通过在沿途丢弃日常用品来制造溃退和逃窜的假象，以此引诱清军进入包围圈。但就在此时，噶尔丹侦察到有一支军队正从土拉而来，于是他改变主意决定首先击破这支疲惫之师。于是，这样一场清准之间的最终决战就在昭莫多这个命运之地爆发了。

昭莫多，在蒙古语中意为树多，它位于土拉河之北，汗山之东。当年明成祖朱棣就是在此处大破蒙古大将阿鲁台的。经过77天的艰难跋涉，清西路军于五月十三日到达昭莫多地界，此时仅剩下1.4万人左右。在昭莫多前哨30里左右的特勒尔济口，清准两军相遇。费扬古命令部队迅速占据昭莫多，以口袋阵引诱准军进入。而抛弃大量老弱病残的噶尔丹此时也率领约一万精兵急速向昭莫多进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清军先到一步，在东侧高地和西侧河岸处埋伏下军队。费扬古本想引诱噶尔丹占据马鞍形小山的制高点，但在宁夏总兵殷化行的建议下还是下令部队登山据险防守。巧合的是，在殷化行部刚刚到达山顶之际，噶尔丹正从另一侧攀登至一半。噶尔丹抵达的时间成为了决定战成局势的关键要素。此时，如果噶尔丹早来一步，就可以抢占制高点，而如果晚来一步，则可以发现清军占据制高点而迅速撤退。但攀登至山腰才遇到清军的准噶尔军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能选择向山顶进攻。在绝境中，准军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面对清军居高临下的攻击，准军舍弃马匹以石头为遮蔽，向清军发动集团冲锋。双方缠斗了整个下午不分胜负，此时天色已晚，费扬古再次采纳殷化行的建议，命令伏兵以柳林为掩护左右袭击准军辎重。准军妇孺的哭喊之声大为动摇了士气，清军趁机全军出动，向噶尔丹发动总攻。准军终于支撑不住，“山谷中尸骸遍地，河沟皆满”。噶尔丹仅领数十骑突围而走，清军在月光下追击30余里，将残存的准军彻底歼灭。此役，清军共歼敌余人，获牛2万余头，羊4万余只，噶尔丹的军队主力和积攒下的物资人口损失殆尽。

五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得知了西路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他走出幔城，亲率诸臣拜谢上天。五月二十一日，康熙到达喀尔喀边境，向前来此处的蒙古贵族说“今土拉、克鲁伦之内皆为一家矣。”六月初九，康熙回到京城，受到了隆重欢迎。自此，康熙历经98天的艰难征讨，往返余里，终于将噶尔丹彻底击溃。

总结康熙二征噶尔丹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到清军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沿途的部族接应，也险些未能歼灭噶尔丹主力，在行军过程中，清廷大臣们轮番劝谏康熙帝返回，康熙自己也多次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耐心和毅力坚持下来，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也可以看到噶尔丹，这个清朝最危险的敌人是如何凭借少数兵力尝试扭转局面的，如果西路军遭受的损失再严重一些，如果是噶尔丹率先抵达昭莫多，如果双方军队不是在半山腰相遇，战争的走向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昭莫多之战彻底改变了清准双方的实力对比。噶尔丹率领数十骑逃脱后，在台库勒收敛败军进行会盟。但在战争失败后，噶尔丹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准噶尔贵族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多数部族为求生计，成群结队的投奔清朝。七月十八日，噶尔丹率领残余部族臣属约1余人四处流浪寻找粮食和驻地，十月初，他终于在萨克萨图古里克一带找到了过冬地，得以勉强存活。此时，噶尔丹仍然试图与外部势力联络，以图恢复自身势力。但是，西部的策妄阿喇布坦在清朝的联络下正试图派兵追剿；北部的俄罗斯认为噶尔丹已无利用价值，不愿给予援助；就连原本与噶尔丹睦邻友好的青海、西藏地区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无法帮忙。此时的噶尔丹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八、雄鹰陨落——康熙三征噶尔丹

经过昭莫多一战，清军歼灭了噶尔丹主力，但噶尔丹本人的存在仍然为清朝的一大威胁。康熙认为“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就在返京后的第三个月，康熙就亲临呼和浩特进行部署。他一面封锁噶尔丹外逃的道路，一面遣使说服准噶尔部族归降。尽管得知噶尔丹内外交困，就连自身的生活条件也无法保障，谨慎的康熙帝还是决定御驾亲征，彻底消灭这个老对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年10月14日），康熙再次率军前往呼和浩特。这次，清军利用在昭莫多之战中俘获的准部老弱妇孺，向噶尔丹的部众广泛的分发招抚令：宣布只要投降清朝，就能远离饥寒、与妻子儿女重逢。在清廷的舆论攻势下，加之自身生活实在无法支撑，噶尔丹帐下的部族百姓成群结队的投奔清朝。康熙认为“噶尔丹灭亡当必甚速，事已底成”，因此让费扬古等人停止追剿，希望“遣其来降之人接踵前往招抚余众，令其散尽为上计耳”。

尽管在犹豫中失去了彻底歼灭噶尔丹的机会，但在事实上，康熙采取的劝降措施效果很好。十一月，康熙放回了噶尔丹亲信吴尔占扎布之母。这位在昭莫多之战中被俘的老人在京城受到了皇太后和康熙的亲自设宴款待。受宠若惊的她欣然接受了劝说噶尔丹及其部族投降的使命。在这位老者的劝说下，噶尔丹的手下们盛赞康熙“圣主如此贤明，使敌国离散之母子、夫妻团聚，恩养投去的厄鲁特人”，在众多归来之人的劝说下，噶尔丹手下最大的头目土谢图诺尔布带领族人投奔清朝。为了防止康熙的征伐和团结残存的部族，噶尔丹不得不采取诈降之计。他向手下说：“大寨桑（土谢图诺布尔）归降后，下边人等也无一日不往逃者。今若不往圣主归降，当往何处耶？”他派遣使臣向康熙帝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自己劝降手下的经过，约定在整顿部族后立即来降。但在久等噶尔丹不至，加上天气转冷，粮草供应困难，康熙只能选择返回京城。

通过这次诈降事件，康熙基本放弃了逼迫噶尔丹投降的念头，决定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彻底歼灭噶尔丹及其手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年2月26日），康熙再次调兵启程，亲临宁夏调度大军围剿。此次出征，康熙吸取了之前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而粮草不济、行军缓慢的教训，决定派遣两路精兵携带大量粮草和牛羊直插对手的心脏地带，并且没有约定汇合的日期。两路军队分别由费扬古和西安将军博济统领，人数合计，却携带了超过3万匹马和2万头牛羊。三月二十三日，康熙抵达宁夏，负责筹备马匹骆驼和军粮运输事宜。考虑到当地的自然条件，康熙屡次减少出征兵数、调整运粮部队。

经过漫长的等待，康熙决议在四月初七启程回京，他给出的理由是“朕本欲驻此理之，天下大事，是以回銮”。事实上，经过90天的跋涉和筹备事宜，此时康熙能做的，也只有等待大军的消息了，继续等待下去也无意义。前线大军的情报需要经过超过五十天的艰难传递才能抵达康熙御前，加上核实信息，即使此时噶尔丹已被擒获，康熙也需要近百天的时间才能确认喜讯。事后证明，康熙此时的班师回京还是较为明智的，因为他心心念念的老对手噶尔丹早在50天前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的康熙甚至尚未到达宁夏。四月初九日，费扬古到达了萨尔齐巴尔哈孙地区，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噶尔丹已于三月十三日死去，其部族四散而去。大将丹济拉带着噶尔丹的骨灰和女儿前往西藏，被策妄阿喇布坦截获。在康熙三番五次的要求下，后者交出了骨灰，但以厄鲁特习俗不与妻女为仇留下了其女钟齐海。年九月十二日，噶尔丹的骨灰送抵北京，按照吴三桂的旧例，这位清帝国敌人的骨灰被捣碎后撒在刑场。就这样，一代雄主，准噶尔帝国的复兴者，继承了成吉思汗之名的草原雄鹰迎来了他的终局。

（笔者注：在康熙的宽宏大量下，准噶尔其他主要人物都迎来了不错的结局。噶尔丹遗子被封为一等侍卫，其女钟齐海虽于康熙四十年在清廷的屡次要求下被引渡回京，但未受到迫害，得以与其弟共同生活。大将丹济拉于年六月赴京觐见康熙，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